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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6-25 09:37:35    来源:    编辑:

 

 
  到了陕北以后,我们都感受到,那些解放三十多年了仍然称自己为“受苦人”的淳朴的陕北老百姓,却对我们张开了臂膀,敞开了心扉。在他们眼里,评价一个知青,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。而且经济文化极端落后,任何一点儿简单的知识,比如知道氮磷钾的区别,都能派上用场。因此,虽然在那里过着近乎原始的艰苦生活,可我们却感觉来到了一个新鲜的、前景上有着更多可能性的天地。
  第二个共同点是,我们都不甘于平淡生活,觉得人活一世,总要干点儿什么,做一番事业。这种想法,当然和那时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不无关系,但更是由于读书学习,向往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人物的多彩人生,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们那些“修齐治平”“先忧后乐”精神的认同。
  第三个共同点是,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,就是:志当存高远,但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。“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?”当时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上大学。我们几个都没有完成中学的学业,因此都梦寐以求地希望能上大学,用现代知识充实自己的精神和头脑。上大学这件事,当时是超出我们自己的掌控的。1972年时曾有大学来招生,当时虽然名义上实行群众推荐制,但梁家河有一个知青被招走了,村里领导和习近平他们却根本不知情,直到那个知青临走才知道。后来才听说,那个知青的父亲是北京教育系统的一名负责人,那次给梁家河的招生名额是“戴帽下达”的。我也是几次申请上大学,但因为当了干部,县里不放。对这个事情,我们的态度是:我们内心深处都是想走的,并没有把“扎根农村一辈子”当作挂在嘴上的口号;如果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走不了,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,也不应该消沉应付,而是应该把身边的事情尽量做好。基于这样的想法,他们几个先后上大学前,都在队里踏踏实实干活、工作,都入了党。雷榕生做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,雷平生做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,习近平做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。
  采访组:您为什么推荐习近平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?
  陶海粟:其实选调习近平去赵家河搞社教工作,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推荐他当干部了。1973年初,我是团县委副书记,当时县团委需要补充干部,我就向团县委书记刘云清推荐过习近平。刘云清说:“可不敢!(陕北方言,意为“可不能这样做!”)你是个地主,我是个上中农,你再弄个黑帮子弟来,那还了得!”这里要说明一下,当时农村很讲阶级成分,每个人的“成分”都是由过去土改时划定的家庭成分沿袭下来的,所以即便父辈没有务过农,但祖辈的成分就是我们自己的成分。延川县委能用我这样成分的人当县团委副书记,已经是很有魄力了,如果县团委干部的家庭成分全都不好,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确实不好办,所以我对我们书记的顾虑也很理解。(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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